天还未亮，县城高中的学生们已经在苦读。偌大的操场上满是奋发努力的年轻人。这是中国西部的贫困县城，无数的学生和家长把希望投向教育，为了能改变自己的人生。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面对最终的高考，这就像是一道大门。通过考试，一些人能迈进新的人生，走进城市的大学。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看到了中国的影子。

■本报记者 李征

最近，华东师大进行了一次“文化大抢救”，追访了该校近37位年逾八旬的知名学者，并整理出版了《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一书。这批学者中，既有卓越的学术大家，也有锐意进取的教育教学改革者。其中多位大师已经年过百岁，还有5位不久前刚刚去世。

日前，多位华东师大的知名学者出席了这本新书的首发仪式，回忆了自己的求学成长之路。三位“90后”学者——94岁的陈吉余院士，96岁的钱谷融教授和95岁的刘衍文教授，都积极为今天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发展建言。

陈吉余：文理兼修，学生需有自由读书的时间

94岁的陈吉余院士是中国河口海岸学科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河口海岸理论应用与工程实践的主要开拓者。早年在浙江大学求学时，陈吉余读的是史地系，属于 文学院。他在一年级学的主要是谭其骧教的《中国通史》，其他如大学国文、大学英语、数学微积分也都是必修课，“我们那时候是学分制，134个学分毕业。那 时我学有余力，只要有课我都上，像《文字学》、《论语》这些，另外还去啃《经济学》，学习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就这样，我还是有时间，于是又到 图书馆去看书，如《荀子》、《韩非子》或《资本论》，看不懂也要看。到二年级以后，才学了地学方面的东西。那时候，我时间也还有空余，就借了很多图书馆的 书看。我学习了《地貌学》、《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然后到四年级时我课没法选了，老师就给我一个人专门开了门《矿产地质学》。”

此外，陈吉余还选了《物理学》、《生物学》等课程，“理科的东西我学得还挺多，也比较扎实。后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搞海岸地貌调查。 1950年我在浙大做助教，带着学生去黄坛口水电站考察，这个水电站的建设，从坝址地质到坝下灌溉，十个报告中我一个人写了六个。你不要看我大学史地系毕 业，拿起铁锤罗盘我可以做地质工作，上了船我可以做水文工作！我感觉，现在大学给学生填得太满，学生时间被安排死了，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陈吉余希望他们多读些书，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不要认为这些书和自己的专业关系不大，就不用读。知识是不分专业的，会对你潜移默化地起到作用。”他还建议，学校也应该给学生一些自由时间，让学生多方面发展，因为“专”是建立在“博”的基础上的。

钱谷融：毫无爱好就不可能有成就

以提出“文学是人学”而轰动文艺理论界的钱谷融教授今年已96岁高龄。他说，自己任教时招研究生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考作文。他解释说，作文可以考察 一个人的文学素养，是最见才情的——一个人有没有培养前途，以及他的信仰和守则，是可以从作文上表现出来。“我的目的是发现他们的潜力，即‘灵机’。当然 一个论点要站得住脚，一定要求真，在求真的基础上再求深、求精。为人一定要正直诚恳，学术的看法则未必求同。”

今天的大学生、中学生该 如何写作文、做学问？钱谷融教授的回答是：要说自己的话，不能还没有理解就把别人的话拿来讲，要有自己的见地，不要人云亦云，“一个人要有真性情，要有真 爱好，要肯把整个生命扑上去，那么就必然能有所成就。不深入，就很难有成就。要深入，就要爱好，不爱好就深入不了。没有爱好也要培养爱好，如果毫无爱好， 就不可能有成就。”

刘衍文：不管读什么专业

都请浏览一下中国哲学史

今年95岁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刘衍文也为大学生们的学习提出了宝贵建议：应多方面发展，无论是哪个专业的，都要懂一点中国哲学，至少要在课外浏览一下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很玄妙，这一切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刘衍文还认为，教师素质和教材质量很容易影响教学质量，因此编选教材非常重要，应当引起重视。解放前，刘衍文曾在新群中学做语文教师，当时拿到教材一 看，第一册第一篇竟是《易经》，接下来就是《道德经》，“高一就教这些内容，对学生联系写作和开拓思路有什么作用？真正应该教给学生的知识，必须是能够启 发学生的心智和思维的。”

小川川（批）：读了这篇文章有很多感慨。陈吉余：“不要认为这些书和自己的专业关系不大，就不用读。知识是不分专业的，会对你潜移默化地起到作用。”，因为“专”是建立在“博”的基础上的。现在是理科生瞧不起文科，文科生也鄙夷理科，有一次我值班的时候读一本《邓小平传》，同学说我真闲，言下之意是“这有什么用？”。是的，不考试，有什么用？以后教书又用不上，有什么用？评奖评优不会调查你读多少书，有什么用？一个学数学的去读历史、读杂文、读文学，奇了怪了，数学老师做起来不爽还要去考一个生物教师资格证，怪哉，怪哉！

钱谷融：毫无爱好就不可能有成就：

今天的大学生、中学生该 如何写作文、做学问？钱谷融教授的回答是：要说自己的话，不能还没有理解就把别人的话拿来讲，要有自己的见地，不要人云亦云。如果一个教师，不把阅读作为爱好，不将思考当作常态而为人师，而宣称爱学生爱教育，怪哉，怪哉！

刘衍文：不管读什么专业

第一篇竟是《易经》，接下来就是《道德经》，“高一就教这些内容，对学生联系写作和开拓思路有什么作用？真正应该教给学生的知识，必须是能够启 发学生的心智和思维的。”

刘老先生可能不知道现在不教这些了，因为这些不考，学生不知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不知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正常了，他们也许知道“矛盾论”，因为要考。发到手里的“语文读本”，有几人阅览过？不知道现在学校还发吗？你很难想象，中学生没有思考，没有一点哲学素养。连师范生都觉得自己是“小学科，可有可无”，成天想着要么转个吃香的专业，要么改行，读师范的几大原因是“免费”，迫不得已，好嫁人，无可厚非，因为教师也是人。可是连这些未来的老师的都丧失了自信，听到“教师应该是理想主义者”都不以为然，嗤之以鼻，因为饿着肚子的人怎么能奢望太多理想？也许不饿肚子也不应该有太多理想，理想是饱食终日者的权利。“文化大抢救”说得好，以后是不是还会有“师范生大抢救”，“教育大抢救”？话说另一位钱老（钱理群）说有的学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看很恰当，看看周遭，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孩子。

套用吴非的话“我想的是，能做多少是多少，唤醒一个算一个，改变 不了现状，就先改造自我，绝不怨天尤人。在这样的时代，自我启蒙也许是一条比较合适的路。”

这本小书，收录的是我近年对课堂的一些思考。

从大学毕业到退休，我一直在一所中学教书，在讲台边，一节课又一节课，一年又一年，像农夫在地里耕作，平常极了。世世代代，无数的人都这样劳作，一生做一件事。

每年，有几十万青年初上讲台，也有几十万教师告别讲台。对讲台，对课堂，人们有什么样的认识，为什么要教、怎样教，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始终是我感兴趣的问题。虽然一直浸润其间，但我总是无法让思考走向深邃，获得准确、客观的结论，因为社会在变，影响着课堂和人。

教师的职责是“教”，教学无非是“课堂”与“人”的关系。我至今仍然在思索课堂上的一切。在那些年里，每天都在思想，为此殚精竭虑，时喜时忧；那几十分钟 的一节课，你虽然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却无法预知那些妙不可言的细节或是突然出现的障碍，你也未必能清晰地描述它与未来的某种联系。人的一生，有12年要在小学和中学的课堂上度过，课堂上发生过什么，课堂将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教师不能不思考。

课堂只是教师全部生活的一部分，但有职业追求的教师会不断从生活中汲取教育资源并获得灵感。这种职业状态，来自对“学”的认识，即他首先是思考型的学习者，他能明白这节课要做什么，同时也知道这节课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对有追求的教师而言，每节课的作用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课堂上，所有的人都在“学”，包括讲台边的这个角色。“教”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我从不在意所谓的“桃李满天下”，也从不以学生的成就为荣，教师职业的趣味，可能在于比一般职业能更直接地观察人的成长轨迹，并在探索与磨砺中成为有智慧的人。

教师在课堂上实践相关教学理论，有这种意识是积极的，不过，如果始终把课堂当作试验场，致 力于课堂教学理论化，过于追求“创新”和“特色”，也许未必是明智的选择。一些教师教学技术娴熟，而当他致力于为自己的课找到一枚与众不同的标签时，很可 能会违背规律，忽略教学对象。基础教育的特点，就在于始终着眼于“人的教育”，如果教师眼中只有“课”而无“人”，那样的“教”没什么社会价值。我不是个 很有智慧的人，敬重常识让我少犯了很多错误。“东鲁春风吾与点”，是极高的教育境界，而我后来也想到，那也应当是极平易的教学常态。我常常憧憬那样的课堂，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学生，甚至只是做一名旁观者。

功利的课堂和平庸的课堂同样无价值。学生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价值追求。我们能看到，那些竭力不被世风压进平庸模子的教师，心中有“人”的教师，他的自由思想会照亮教室里年轻的心。每节课都是生命的脉动，用生命激情点燃的课堂，有温度，会成为教师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课堂回顾有很多局限，我缺乏在不同学校工作的经历，对其他学科的教学了解也很孤陋。我 做过很多努力，想观察不同的课堂经验，以更深入地思考“课堂和人”。很多教师重视课堂实践，不妄自菲薄，他们的讲述总能启发我的思考，那些独特的课堂体验 显示了教育智慧，那些在不断反思中形成的经验，使我们更加珍视“课堂”在人生的位置。

在课堂上，我常想：这些儿童和少年，这些未脱稚气的青年，现在他们坐在这里，几十年后的某个时刻，他们的思绪忽然飞回童年的课堂、青春的教室时，脑海中会闪现什么样的瞬间，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

有时，我也会想：教学，像长途跋涉，带着一群儿童、少年，或是稚气未脱的青年，往前走，有 时停下休息，偶尔也会绕点儿路，甚至会走错路；虽然我可能熟悉这段路，但我每次带着不同的人；他们最终要去不同的远方，我带领他们，直到他们有勇气踏上一 段陌生的路，甚至去冒险。他们视我为同行者，抑或是智慧使徒，要在遥远的未来，当他们回望人生之路时才能判断。

基础教育的特点，在于教师的全部努力，经过漫长岁月之后，才可能从人的教养、习惯方面看到一点点作用，而追根溯源，却又未必能说清。教师一节课，仅仅是一滴水，但是，每一滴都是重要的，对于生命。

                                                     2014年11月南京

小叫兽（批）：教育最须要的是敬重常识，不违背规律。“人的教育”

走出考场，许多人从此与“无用”的算式说再见。数学就是做题吗？

6月7日下午5时，走出考场的上海考生对刚结束的数学考试反应各异。在一些多年从事数学教育的老师们看来，每年高考的数学命题难度变化并不大，只是越来越注重能力考查和题目的新意。

过分功利会带偏教学，使学生对数学丧失兴趣
“高考首先要考查学生的基础运算能力，其次是空间想象能力，最后是综合应用能力和转化能力。”上海中学数学教研组组长王永庆说。但是，要数学考试“在2个小时内反映出学生的多种能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曾参加上海高考命题的曹杨二中数学特级教师桂思铭说。

尽管考查目的明确，但从命题角度来说，“数学命题难在既要有一定的基础分、平均分，又要有区分度。”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林磊表示，虽然高考命题都会做小样本评测，但样本学生能否代表当年考生的整体水平，谁也没把握。

近年来，正是因为强调考题“翻新”，高考数学出现了难题更难的倾向，甚至拿超纲的竞赛题来压轴。“比如在压轴题中把导数和不等式知识结合，放大缩小的技 巧要求很高，学生需求解二次、三次，一般的数学系大学生都未必做得出来。”林磊说。有专家认为，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机制，最重要的是能全面考查一个人的能 力，但即便是出了很深的难题，也很难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精准的区分。但无论如何，“高考考什么，中学老师就教什么。注重功利性，教学就会有偏差。” 林磊说。

在从教33年的延安中学校长、数学特级教师郭雄看来，在高考的分数指挥棒下，数学教学往往追求考高分、只讲具体解题，而忽略 了“为什么学数学”，久而久之，多数学生以为“数学就是做题”，把时间都花在补课、辛苦操练上，一味“深挖洞”，反而导致有些学生对数学丧失了兴趣。

数学应该教会学生更严密地看问题，更有条理地做事情

既然学数学不只是做题，那么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学数学，学生究竟能得到什么？

“数学能培养人的精确分析、逻辑推理等理性思维能力。”郭雄认为，就算学生成年后从事的工作与代数、几何等无关，数学也是让人学会有层次、有依据思考问题的必要手段。

林磊在教授数学专业学生的代数学之外，还为文科学生开设了一门《数学文化》课。在他看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需要“数学眼光”，因为数学会教人更严密地看问题，更有条理地做事。

业内人士认为，在数学教育方面，我国仍有很大欠缺。虽然我国已是数学研究论文的大国、国际奥数竞赛中的金牌大户，但培养出的一流数学家却很少。“其实， 我国学生数学基础较好，由于高考竞争压力较大，要求高中三年课程两年学完一年复习，学生大量的时间被用在熟练技能，而不是加深对数学的理解上。”桂思铭 说。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教学方式与国外的差异就很大。国外一些学生数学的学习起点较低，但获取知识的过程靠自主研究，最终效果也很好。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因 材施教，调动学生的兴趣来开发数学潜能，值得大家思考。

“数学教育和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就像解方程，有些在实数范围内无解，到复数中才会有解。”桂思铭说。

小教授（批）：又是“数学文化”，我们缺的就是数学文化。回到偏、怪、难，走老路，中国的数学教育将没有出路。还在为PISA成绩沾沾自喜的人儿们，还在嘲讽英美学生的算数能力的人儿们，以为出口基本练习册中国数学教育就完胜了的人儿们，当心!当心!

外行领导内行，内行放弃常识，都是危险的事。

有校长问，家长反映某老师上课往往只讲二十分钟，就让学生自己看书了，问我这位老师的做法对不对。该校长脱离教学多年，虽然到处考察，毕竟缺乏课堂经验，但他在作出反应之前能向教师咨询，听取不同意见，还算是比较慎重的。

只是我并不觉得校长的问题有什么价值。那位家长希望教师怎样上课，不得而知，他大概听到孩子回家埋怨了什么，他也许认为“看书”不算教学，就急不可耐地打电话投诉老师了。时下，常有家长在投诉的同时，动不动就提“换老师”，这种“家长要当校长的家”的情况很普遍，如果校长不懂课堂教学，很麻烦。

教师“讲课”，是老办法；“上课注意听讲”，是做学生的老规矩，带耳朵就行，民国初期小学生的“守则”上就有。如果老师“不讲”，学生无事可干，顽皮捣乱，如小民一日无君，惶惶不可终日，谓之“师之惰”。可是，学生课堂任务是“学”，学不等于“听”，还在于“思”，进乎技。教师的教不等同于“讲”，一味地“讲”，等于“灌”。讲得太多，不但“败味”，也导致学生疲惫不堪。

我以前任班主任，常有任课教师告状，说谁谁谁上课不听，谁谁甚至打瞌睡，要我认真处理。我了解情况后常常感到为难，这些上课不听的学生，有的是已经“会了”，已经“懂了”；有些有预习习惯，基本了解每个阶段要讲授的内容，上课比较放松，老师讲到节点或他感兴趣的内容时，“耳朵就竖起来了”，因为那是他预习时没明白的或没注意到的；如果他听懂了，老师仍然在说，他就会分神，想点别的：作些迁移，适当拓展，考虑应用，甚至做做白日梦……这些，其实是一种学习常态。他不是“不听”，而是已经“懂了”。既然懂了，何必装作很专注的样子望着老师？同样，如果教师已经发现学生应当“听明白了”“想通了”，他为什么不能停下来，让学生“消化”一下，讨论交流，或是让学生放松，看看书？如果他仍然要重复，如无病喂药，非但劳而无功，有可能导致学生厌烦。

任何人对不断的重复都会产生困倦，小学生这样，高中生也会这样，“听懂了”，“会了”，老师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地说？甚至教师自身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无数次地听校长喋喋不休地讲“教学ABC”，也常常听远来的和尚念一加一等于二，有限的学习时间，往往耗费在无意义的重复上。

学生每说起家庭冲突，往往埋怨家长唠叨，“翻来覆去，就是那点道理”，“耳朵听出老茧来了”；那些常识，简单明白，然而父母总认为多说几遍好，说得过多，也就违反了教育常识，招致反感，孩子厌倦了，“逆反”情绪也就生出。

课堂讲风过盛，重复过多，除了教学观念落后，有些原因值得关注。一是目前的大班制，不利于教学。有些小学班级严重超员，能达到五六十人，老师上课担心照应不周，顾此失彼。有些学生确实需要叮咛三五遍，有的则讲一遍即可，而也有学生未教已会，不需要讲；教师在一个大班，唯恐有疏漏，不能不考虑少数学生的学习，为一部分人的“慢”而不能不重复。这种情况下，他就宁可多讲一遍了。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完成基本任务后，课堂留部分时间答疑，或由年级对有困难的学生组织课后辅导。二是评价考核观念的限制，评价者认为“多讲”即是负责。目前课程设置不合理，难以满足学生需求，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很少。“应试化”教学盛行的地区，学科课时安排过多，“反复讲、反复练”成为教学常态，无视学生承受力。一些学校有“监督机制”，学校或年级管理人员“巡视课堂”，检查老师上课做什么，如果“不停地讲”，则视为“负责”。因此，部分老师上课如同念经（应试则如念紧箍咒），其实，即使真理和常识，也经不起这样翻来覆去，天天讲、课课讲，。

台北国语实验国民小学李玉贵老师说，课堂上教师要让学生自己学，“上着上着，老师就不见了”。这句话说得真好！教师教学得法，能激发兴趣，做到“启思导疑”，学生自主学习，即使能力发展有快有慢，但毕竟都在向前走。我在李老师的教室听了两节课，学生更多的时间是在讨论交流，动手动脑。课后我翻看学生当堂的作业，和课堂发言情况大致相同，水平不够整齐，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明天还要上课呢，还有很多课要上呢，他们总能“学会”的。

课堂教学，讲授得法，也重视迁移、拓展和应用，通过自主学习活动，使之内化为能力，获得智慧，这是“教学”。教师要有“会讲”的信心，“少讲”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