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4日，德国之翼编号为4U9525的空客A320型客机，径直撞上法国阿尔卑斯山脉南麓，150名机上人员全部丧生。空难令人震 动，但此后的发现更令人难以置信，27岁的副驾驶卢比茨选择了坠毁飞机。调查人员随后发现，卢比茨可能患有抑郁症，同时，他的弱视或许在持续恶化。视力和 心理问题给卢比茨的职业前景笼上阴影，而他没有选择求助。

曾执飞十年的安德鲁•麦吉为纽约时报撰文回忆往昔，说飞行员的工作要义就在于“每次都一模一样地执行一成不变的程序”：飞前准备、发动、滑行、起 飞、降落。每个步骤都有备忘清单，每种紧急事故都有应急程序。为了将人为差错降到最低，飞行员牢记一个个标准流程：机械故障怎么办，乘客失控怎么办，另一 个飞行员急病怎么办。惟独一件事缺乏流程——当“你自己出了问题”，怎么办？

“求助”似乎从来不是首选项。遇到难题，当然应该自己试着解决，不行就上网搜搜办法，还不行，那就咬紧牙关等待，或许我能“熬过去”。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求助？

不求助的表面理由是——“不麻烦别人”是美德。
更真实的理由是——如果开口求助，别人会认为我能力低下，我会因此丧失各种机会。
而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他人面前表现出众”。

目标可分为两种，“精熟型目标（mastery goal）”和“绩效型目标（performance goal）”。

精熟型目标更重视过程而非结果，认为目的是自我提升，不是获得肯定。哪怕我现在还“做不到”，但通过不断努力也能有所进步。既然目标是“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遇到困难时，自然就会寻求帮助。

而绩效型目标只看最终结果，你要么“能做到”，要么“不能做到”，要么力压众人表现出色，要么挑战失败沦为笑柄。既然目的是“从他人那里获得肯定”，感觉上像是“示弱”的求助就不会被列入选项。

沃顿商学院的研究者曾让学生们做七道智商测量题，被告知“每对一道题得一美元”的学生里，有73.5%在求助机会出现时选择了求助。被告知“其他人 会给你打一个1至7之间的分数，根据分数得美元”的学生里，只有32.7% 选择了求助。一旦目标不再是“把事做好”，而是“让别人觉得我好”，求助的几率就会大大下降。

不幸的是，飞行员这个职业本身，自带“绩效型目标”。同僚和上司对你的评定十分重要，你要么优秀到可以让一机人性命相托，要么资格不够，必须离开飞行员这个岗位。

类似卢比茨的“不求助之人”，其实并不少见。不过，“绩效型目标”者不知道的是，求助于他人时，其实会提升此人对你的评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智慧过 人，可以为别人传道解惑授业，而“懂得向聪明的我询问智慧建言的人，一定也是聪明人”。沃顿商学院的研究者发现，脑力竞赛中接到“搭档”求助的人，赛后给 自己的搭档打了更高的能力分。2010年，美国西北大学研究发现，老板其实更喜欢那些遇到困境会主动求援的下属，某种意义上，“求指点迷津”可能是对老板 最好的恭维。

说到底，不管目标是“获得成长”还是“获得赞赏”，求助都是帮你达成目标的大道。越早寻求帮助，就越有机会让自己获得成长，也越有可能掌握技能，成功解决问题，周遭人对你的评价也会因此上升。反倒是不求助的人，万一拖到事情无法收拾，内部自信和外部风评都会落到极低。

在最后一次执飞之前，卢比茨有许多选择。他可以接受医生帮助，在抗抑郁治疗中慢慢找回大脑正常思考的能力。他可以带上病历去求助公司，即使他无法再 开飞机，余生里仍可能找到其他职业方向。然而，他选择了保持沉默。3月24日10时29分，机长桑德海默离开驾驶舱，卢比茨反锁舱门接管飞机，操控飞机迅 速下降。10时40分，4U9525右翼撞山。11分钟里，机长呼喊，乘客惊叫，卢比茨始终不发一言。

不求助的人，到悲剧发生，到最后一刻，也只是沉默。

测验：你是个愿意寻求心理援助的人吗？

请对比以下句子描述的情形和你的观点，分数越高表示和你的观点越相符。“绝对反对”记为0分；“不太赞同”记为1分；“有点赞同“记为2分； “绝对赞同”记为3分。

1.假如我确信自己的精神正在崩溃，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2.我觉得，跟心理医生讨论我的问题算不上什么好办法，没法帮我解决我的情绪问题。
3.假如我此刻正经历人生里重大的情感危机，我确信我能在心理治疗中获得宽慰。
4.有些人没有心理医生的帮助也应对了自己的痛苦和恐惧，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有些令人钦佩。
5.如果我忧虑或沮丧了好一段时间，我会想要寻求心理援助。
6.未来我可能会想要接受心理咨询。
7.有情绪问题的人不太可能独自解决掉，在专业的心理帮助下他们更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8.考虑到心理治疗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我怀疑心理治疗对我这样的人可能不太值。
9.一个人应该先尝试着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心理咨询应该是不得已时的最后手段。
10.个人问题和情感困扰，和其他很多麻烦一样，可以随着时间流逝自然解决。

总分=①+（3-②）+③+（3-④）+⑤+⑥+⑦+（3-⑧）+（3-⑨）+（3-⑩）

平均分约为17，如果你的分数较低，你很可能在需要帮助时却不愿求助。

少 年时遇大饥荒，每天得惦记三顿吃的，城市粮食定量之低，没经历过的人往往不敢相信，人们饿得几乎没尊严了。青年时又遭遇文化饥荒，无书可读，书店无书可 卖。我记得自己做过的梦，那些梦的因由，今之青年甚至中年人都不大能理解，加之“遗忘工程”搞得成功，说了也是白说。要想明白高尔基那句“我扑在书上，就 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必须兼备这两种经历，幸或不幸的是，我这代人全遇上了。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我当教师，其时是读书的好时光。和青少年在一起，免不了说 说自己做过的梦。因为精神的饥饿，我也曾梦想能开家书店，门面不大，但很精致，地板干净，可以坐；生意不必兴隆，能得清闲，可以坐在最里面看书，有壶茶， 偶尔吸支烟，默默地看各色读者，看人们如何爱书；偶尔，我从里间走出来，对那囊中羞涩，犹豫着不忍释手的青年，轻轻地说：“一元钱，一元钱有没有？两本书 一元钱。”——我每回说到这里，学生都大笑，因为他们都学过阿累的《一面》。当然，我那时绝对没想过书店也会倒闭。后来，当书店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城市 时，绝大多数是靠卖教辅发财了，家长领着孩子们买成摞的教辅回家，让孩子们受累，最终再捆起来当废纸卖了。

 记忆中的校园，有这样的阅读姿态：冬天，春天，或是秋天，阳光洒在草坪上，学生躺着看书，看累了，书搁在脸上，好暖和，晒人，顺便晒书。书上有了太阳味，也印上了校园梦。只是，那样的日子已经远去了。

 我早就不再去想开书店的事了，废纸一样的书也太多了，每天都有书店倒闭。更没想到的是，手机像霾一样，一下子弥漫在人间。早些年戏说“银行比厕所多”，现在，手机店比银行加厕所还要多得多。没有手机，世界像是要回到蛮荒。2005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出殡时，广场上无数的人举着手机拍照，那一刻，上帝肯定看见了。现在是2015年，人们有了自拍神器，婚礼葬礼喝茶聚餐水灾车祸统统都拍；拍照之外，手机像决堤的洪水，把“读书”冲得七零八落。

 时尚器物，只要到了中国，就不再以匀速流行，而会像爆发一样，哄地一下，后来居上，势不可挡；虽然家伙不是你发明的，但是一定最多最大最强最离不开。见多识广的阿Q说，城里的小乌龟仔，麻将叉得精熟，比之两岁娃娃刷屏，叉麻将算个什么东西！

 物质社会，上亿人热衷的事，最终往往一哄而散。有人预测，再过十多年，与目前 时尚的电子阅读有关联的多种疾病会出现，而且趋向低龄化，只是目前人们在兴头上，对危言耸听嗤之以鼻，况且人们废寝忘食以之为乐，谁会害怕你用明天的疾病 来吓人？我只是隐约想到，这个手机阅读，以后会不会成为社会某个文化阶层的标志？

 “阅读日”那些天，有阅读推广人询问对推动阅读有什么建议，如何培养少年儿童的阅读习惯，等等。我在思考如何回答时，注意到问话人一直在看手机上的“微信”，遂说：“你们正在向少年儿童推广阅读方式。”

 朋友批评我“自绝于微信”，我就想，与其开通微信，孰如开一家小书店？如果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不妨各走各的路吧，各读各的。 

小叫兽（批）：“比之两岁娃娃刷屏，叉麻将算个什么东西！”哈哈哈，有意思。我也有成摞的教辅书，我很少自己买，大多是学校发的，在高三毕业后卖教辅书也小赚了一笔，教辅书没有什么营养，除了拿来卖。作者大可不必赌气不刷微信，观察微信上“各色读者”更有意思，他们没有买书的，他们各个都是卖书好手，卖的都是一个味儿的鸡汤，卖自己的虚荣与假幸福，再卖点人情与投票，卖“不转就***”，卖点无聊与空虚，他们都不需要一元钱，一个赞足以。以后名言要改为“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性格，请看他的朋友圈”，不用费劲看他交什么朋友，玩什么花样，就看他在微信上卖什么，看看他都有哪些“点赞之交”，你甚至连他的饮食习惯，睡眠周期，听什么歌都能了解的一清二楚。

请朴素地表达

请读一读一篇题为《语文课程的本质：构建读写及审美的经验》的论文的开头——

语文的主体是广泛的，复杂的，无穷的。这是指它作为知识本身不仅包涵着基础的认知符号系统及其内部规律，同时包涵着与之对位的人的情感状态、价值判断、过程描述等主体的共时性体验。因而，人们在教授和学习它时，不可能像对其他学科那样系统，有层次，有梯度地进行线性方式的知识传授和接受，而是要更大可能地构建学习主体能够深入、持续的语文学习的内在体验。在今天，尤其重要地凸现在现代教学中。

读懂了吗？我估计能读懂的人不会太多。比如我就不知所云。本来，我还是教语文的，但我既读不懂标题更读不懂内容。

同样是谈语文教育，我们再读一段话——

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

这下我想所有人都读懂了。这是语文教育大师叶圣陶的话。

我有时被邀请担任各类教育教学论文大赛的评委。常常读到一些普通老师写的文章，一开头就是“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然后就是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心理学名词术语，还有这个“性”那个“原则”，让人云里雾里。如此“引经据典”，却没有自己朴实的东西。

这毛病其实是被一些“专家”传染的。毛泽东当年批评“党八股”时说有些同志写文章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而现在也有那么一些“专家”写教育科研文章是下决心不让教师看懂的。他们喜欢玩弄时髦术语、新潮概念，喜欢这样“原则”那样“性”地构建“理论大厦”。好像这才是“教育科研”的“学术规范”，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但是，当我们读到卢梭，读到苏霍姆林斯基，读到陶行知等真正教育大师精辟深邃而又亲切平易的教育理论著作时，那些晦涩高深的“教育科研”论著立刻便现出了“伪科学”的面目。

似乎可以这样界定“真专家”和“假专家”的判别标准：前者是最擅长将深刻的道理朴素地表达，后者是最喜欢将浅显的常识说来让人听不懂。越是学问精深者，表述其学问的语言越平实；因为学问大家已将知识融汇贯通且思维清晰，所以善于把高深的道理转化成大众化的语言。恰恰是那些才学疏浅者，其语言才令人莫名其妙；因为才学有限者往往自己都没有把要说的道理弄明白，思维混乱，所以只好装腔作势，在吓唬别人的同时也糊弄自己。

“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谁就能获得自己职业的幸福。” 阿莫纳什维利这话所蕴含的理念多么深刻，而他的表达又是多么朴素与感人！这就是真专家。

教育理念完全可以朴实地阐释。理念与深奥的术语没有必然联系，与“宏大叙事“也没有必然联系。所谓“教育理念”无非就是隐藏在教育行为背后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人人都有，而并非教育专家所垄断。而且，哪怕是一个教育细节――比如，课堂学生发言时，发言的学生是背对同学面对老师说话，还是转过身去面对全班同学说话，这都反映了教师课堂教学的不同理念。所以，理念并不神秘，因而对教育理念的阐述完全可以也应该平易通俗的，就像平时老师们在教研组讨论聊天一样。前面我引用了叶圣陶先生关于“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论述，而这些大白话所揭示的教育理念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胜过多少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