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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我是个离不开土地的农夫，在春雨中蹲在田头，抓起一把泥土，用力捏住，让它从我的指缝中油油地挤出来；我播撒种子时很虔诚，因为每一粒种子都会成为一个世界；即使在烈日下，即使土地龟裂，我还得把汗水洒在我的土地上，因为我有期待，也因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自己离开这片土地还能做些什么。

对赞扬教师的种种美好的话语，我往往不是很能接受。一个人做他所热爱的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奉献”；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时刻享受自己的选择，仅此而已。回顾半生从教经历，我还是那三句话：我是个在教育教学中犯过很多错误的教师，我是个不断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教师，所以我是个合格的教师。我常常感到，教师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对这一职业，我有自己的理解。

“热爱”是教师最重要的禀赋

在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国度，个人的力量何其之小！虽然人们喜欢说“经历了时代的考验”，其实往往不过是一只随波漂流的软木塞。“文革”十年把我的青春时代打了个对折，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珍惜每一节课，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有过“失去”，才更懂得热爱。

1982

年1月我大学毕业，已经32岁，除此前在农村插队时当过两年代课教师外，我几乎没有被人称过“青年教师”。我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报到那天，看到办公楼前的两排水杉，最大的一棵直径有20多公分。现在，这两排水杉高大伟岸，最大的那棵已经得合抱了。这些年里，经历过什么困难，真懒得说。曾有过几次诱惑，能离开“这片土地”做其他工作，但没有形成波澜，更没留下什么遗憾。我没觉得这是“专业思想牢固”或是“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我只是认为，语文教师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

在以人为工作对象的职业中，教师最需要“热爱”的禀赋。我从没觉得自己是“献身教育事业”，我只不过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当年我师大毕业时，许多政治上表现积极的同学不肯当教师，千方百计地走门路；一旦脱离，额手称庆。起先我大感意外，为这些热心从政的同学感到可惜：毕竟读了师范，为什么不愿当教师呢？那时教育已经开始走上正轨，正需要大批学历合格的教师。后来我理解了，教师待遇差未必是理由，重要的是这个职业不适合他，他也不宜做教师。一个人不爱自己的职业，勉强为之，必定误己害人。

因为对教育的爱，时常会对世风不理解。有一年评特级教师，一些申报者找关系通路子，我为此大惑不解：这是评荣誉称号啊，怎么会有这种事？评委许士熙老师说：“我也曾获得过许多荣誉，现在，我是个退休的老太婆，那些称号对我没有什么意义。我唯一割舍不下的，只有对教育的一个‘情’字……”这话一直留在我心里，让我感动。我由此想到，当教师首先要有正确的荣誉观。

前些时候，找学生谈话，了解近期语文复习情况。我对一位学生说：“一个学期以来，你的语文学习好像没什么起色。”学生回答：“老师，您可能不了解我。上高中以来，我对语文的感觉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读了这些书，听了您的课，我看世界的眼光变了：走在街市，我会注意别人了；我开始发现生活的美好了；我觉得心里变得明亮了……”他说话的神情十分认真，让我激动了多日。

我的课代表很爱读诗，他朗诵普希金时总是陶醉其间。有次家长会后，父母找他谈话，说考试成绩没能名列前茅，以后可能考不上某某大学。这位学生流着眼泪对父母说：“这个世界有好多事要我们去做，人生有比分数更值得追求的东西……”在如今这个“只吃馒头不读诗”的应试狂潮中，教师有这样的学生，真的该知足了。教育的快乐哪里来？就在每天接触到的这些细节中来！

1987

年秋，我带一个两年制的“南京大学少年预备班”。由于特殊的背景，这个班的管理与课程有独立性，学校并不干涉。这就让我能按照自己的构想实施教育教学。37名学生，来自6个省，大部分来自农村学校，学生体质差、见识少。于是，冬天早上天没亮，我就爬越大门进学校，到宿舍把学生喊起来，跟我一起跑步。第一学期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带学生去博物馆、美术馆，到处参观游玩，见世面；有经典影片，一定找来组织他们看。天冷了，看到学生没有棉衣，我替他们每人量好尺寸，到附近的军用被服厂去买。我还记得商店营业员看我一次买19套尺寸不一样的棉衣，奇怪地打听：“你买了去做什么？”有意义的是我在那两年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留下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个案。在学生二年级时，我出过一道作文题“我们是劳动者的儿女”，在同行看来，可能卑之无甚高论，但我们所缺的恰恰是那种劳动伦理教育。我对来自农村的家长的尊重，让学生有了自信。对这些来自所谓“底层”的学生，我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人的尊严重于一切。20年过去了，按时下的标准，那个班的很多学生是所谓“杰出青年”和“成功人士”。近年，他们在回忆所受的教育时，都认为，高中时代是有生以来最值得记忆的。而我回忆那两年，并不觉得辛苦，就像农夫习惯了在土地上播种耕作一般，因为我爱这片土地。

教师应当是思想者

我考上大学时已经28岁，按现在的年龄算，博士也该毕业了。在大学读书，虽然没有白发老童生的悲苦，但和一帮比自己小10岁的同学在一起，多少有些不习惯。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于痴狂，而发表意见却很谨慎。

“知识分子”不应当满足于他人告知的知识或思想。特别是教育者，如果自身没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他的学生也就如同标准的罐子，只能接受机械地灌输。1978年秋天，我混在高校马列教师和省级机关干部中听胡福明的“内部报告”，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他执笔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他在报告中说到政治运动伤害了知识分子，说到“大跃进”是错误，说到应当替彭德怀平反，说到“文革”是灾难，说刘少奇根本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坐在我周围的几个高校政工干部在议论，骂他“胡说”，“早晚坐牢、枪毙”。20多年后我见到胡福明，说起当年那场内部报告，我们都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感慨不已。解放思想，要靠知识分子的自觉；任何行政措施，都不可能让知识分子真正地有自己的思想。当年胡福明独立思考、探寻真理的那种勇气，曾长时间地影响过我。

有时我很不解，一些教师不具备教育者应有的文化和文明素养，但自我感觉却非常好。上个世纪80年代，学校每星期都有固定“政治学习”活动，干部读文件、读报纸，然后大家讨论、表态，说点假话，或者干脆开“哑巴会”。我当时想过，那种20年不变的“学习”模式也是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思考意识的原因之一。进入新世纪，管理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又出现了新倾向。一些学校的讲坛基本由校长包场，成年累月宣讲，不厌其烦；有的学校甚至编印校长语录，到处张贴校长照片；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部和校长，嘴里说一套，行动做一套，教育口号和教育行为严重背离……在这样的氛围下，教师独立思考的品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比较宽松，教学任务没有现在这样繁重，可以读一些书。当时学术界开始注意介绍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我读了一些书，人才观逐渐变得明晰了。教师没有正确的人才观，就不可能实施有效的教育教学。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学校能培养会种水稻的农民和培养出水稻专家袁隆平一样有意义。有人认为我的话有些“昏”，然而我至今不明白这种观点有什么错。如果让一个不懂种水稻的人来管农民，立刻能看到灾难；同样，如果我们让不懂教育的人来管教育，灾难则出现在明天。

2004

年，南京一家报纸以所谓“高考之痛”为话题，引发了一场大范围讨论。我在《南方周末》撰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痛陈应试教育弊端。那段时间我遭受的攻讦颇为猛烈，对方显示出“群众基础”，我则像是单枪匹马。但我坚持认为，课改和素质教育是改造中国教育的唯一道路，教育已经无路可退。几年过去了，究竟当初哪种判断是正确的，早已不言自明。当年的讨论大家好像不愿重提，倒是我时常重温旧事，如果大家都能明智一些，何至于有今天的困境？

作为面对现实的思想者，会是痛苦的，但这总不会辱没“知识分子”这个称号。

教师应当是创造者

有时我会想到，未来的教育史在描述我们今天的工作时，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批评，会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如果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不愿对民族的未来负责，必将被未来的史学家钉在耻辱柱上。

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重在传授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培养习惯，的确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论。语文教学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的创造和发现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只能是重复单调的。如果教师没有创造意识，没有创造的激情，学生从我们这里学到的只不过是死的知识，我们的工作将是普通工匠都能完成的无趣的活计。在中学教学，三年一个小循环，周而复始，这种简单的重复会使教学变得枯燥，教师有可能成为生产线上的一台机器。一些教师的“厌教”情绪就是这样产生的。

教师为什么不想做一名创造者？

我每天都幻想能遇上一些有趣的事。在课上，我会这样对学生说：“让我们来看看窗外吧，天真蓝，树真绿。”冬天，我会对学生说：“让我们来说说春天的事，好么？”每天都得有些期待，每次上课都想到能不能“再朝前跨一步”，期待有新的发现。如果没有创造的意识，教师职业有什么意思呢？我厌恶单调和简单重复，看到有些教师守着一本发黄的已经破烂的教案，我就为他的学生抱屈，活的语文被他糟蹋了，人的大脑也被他炼成石头了。

我似乎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1997年1月，学校高三备课组设计活动性课程。我们决定利用寒假让学生写一篇社科论文。当时的想法是：学生经过高中三年的写作学习，有一定的基础；大部分学生开始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关注自我，他们需要实践的机会；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践的过程；如果他们连这件事也不会做、不敢做，我们的教学是失败的。这次重要的写作活动我们没向学校汇报，在全社会应试教学氛围下，那样做是要有点勇气的。“高三社会科学论文写作”得到了老师们的支持，家长也很理解。三个月后，全年级学生完成了写作计划。学生从中得到了什么？他们开始能关注一些大问题，他们学会了思考，学到了探究问题的方法，这种兴趣延伸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在这次实践活动结束时，时任校长在大会上诚恳地感谢语文组的创新工作，建议各科教师都向语文组学习。从此，社科论文写作成为南师附中高三的教学内容，延续至今。那以后的两年，省内外几所名校学附中，也搞高三社科论文写作，宣传力度很大。当时有同事说：“我们创新，一声不吭；这些学校怎么就不肯谦虚一些？”我说，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把一件事做下去。正确的东西能不能坚持，对创新者也是一种考验。11年过去了，我们每年在做这件事，虽然在应试压力下各项指标有所下降，困难变多了，但我们仍在努力探索。

2001

年起，我参加苏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主编洪宗礼契合到位，每每有独特之见。洪宗礼当时年已六十多岁，竟然有那样强烈的创新意识，这对我的震动很大。我逐渐认识到，创新是教师的教育使命，也是教师的教育生命。作为老教师，要善于接受新事物，也要善于向所有的人学习。前年，我听一位青年教师上刘亮程的《今生今世的证据》，教学文本共20多个自然段，在指导学生研习时，她带领学生用“点评法”，只上了七段，就结束了。按传统教法，是要把课文讲完的。而她如此设计的依据是：这节课上，学生已初步学会了一种研习文本的方法，没有必要全文讲完；再说，蜻蜓点水般的“从头至尾”，绝对不如有效地教三分之一，让学生“得其法”。这样的课既是继承，也有创新，教师要善于从这样的课中获得启发，拓宽教学思路，走出一条新路来。我在许多地方做教材培训时，不断地鼓励老师们不要跟在名师和教参后面亦步亦趋，要创造性地使用教科书，要建立自己的教学风格，争取教出一个“我”来。

永远做一名学习者

我一直觉得自己读书很少，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孤陋与浅薄。这并非缺乏自信，作为一名教师，我的知识是欠缺的，我的认识常常是有局限的。近年我常感慨：教学多年，刚刚感觉找到一些路数，了解了一些规律，摸索出一些方法，也就是说，好像刚刚知道语文教学是怎么一回事，却快到了退休年龄。教学之路如探桃花源，只不过是个无底洞，诱惑你朝前走。

早些年，江苏省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推选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不肯、也不敢接受，以我的才识是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的。后来大家说，就叫“召集人”吧，我勉强接受了。我当时建议改一个字，把“学术委员会”改名为“学习委员会”，那样我很乐意去做了。可是大家觉得有点标新立异，“学习委员会”，人大、政协才有，我们不能随便叫。这件事我一直感到遗憾。

学者，可不可以理解为“学习者”？未必不可以。作为一个学习者，不能不读书。只有多读书，我们才能始终像一个儿童那样，睁大了眼睛看世界，才能不断有所发现。

我读书一向很杂，并非见异思迁，而是感到语文教学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背景，不杂一点不行。大学期间，我读完《资治通鉴》，其中有一部分读了两遍，还读了一百多部外国小说，特别是欧美小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读苏俄文学，入了迷；现在书多了，读得更杂。我对很多学科的动态都感兴趣，对史学的兴趣更是历久不衰。教师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是学者，那是上上；如力不能逮，做一个有兴趣的学习者，永远不停地学习，不失为中才；再往下便难听，不说了。教师只要肯读书，教学就未必是难事。有些老师总是埋怨工作忙，没有时间读书，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对真正想读书的人来说，永远会有时间的。教师能以理智的态度面对各种诱惑，把提高业务修养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这是一种态度；如果能热爱教学，乐在其间，那就上升为一种境界了。我周围有几位中青年教师读书很多，很多新书都是他们介绍给我的。他们经常述说阅读体会，我从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这也可能是我能在临近退休的年龄还能保持读书兴趣的一个原因。

我最有价值的体会是：我知道自己是谁。我可能比别人更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浮躁的气氛笼罩着教育界，一些原本没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却成了管理干部，而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也刮进了教育界。这些，也在干扰教师的专业发展。当此之际，相对于教学方法而言，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显得更重要。

教学是一项有意思的工作，在教学生的同时，教师也获得进步。我在教学中学到的东西，大于我的付出；我所获得的远不只是知识，各种思维方法对我的启示，都帮助我在发展。我多次遇上这样的事：一些在我看来比较难的，一直没有勇气去接触的问题，我的学生能用最简练的方法和平易的语言为我讲解。学生有很强的说明能力，这使我对一些不熟悉的学科有了粗浅的了解。这种说明能力，是老师教给学生的，学生学以致用，再用这些方法来教我。

去年秋天，半个月内，先后和张翼健、顾黄初两位前辈谈到教师读书，张翼健说：“目前语文教育的主要问题是语文教师自己不读书。”顾黄初说：“教师成了叫别人读书的人；他自己却不读书。”我对目前教师的学习状态感到担忧。时下社会的“证治”让不少教师盲目追求高学历，炫耀文凭而不肯老老实实地读书；有些“硕士”、“博士”的文凭甚至是通过钱权交易获得的。这些人非但没有学术追求，甚至不具备教学的基本常识；更糟糕的是他们对学术的公开亵渎，干扰了教师的学习情绪，诱使更多的人去走所谓捷径。浮躁和不学无术的气氛笼罩着学校，贻误下一代。去年在某地调研，有位教研员说：“我们不想用新教材。过去我们编教辅资料，找几个老师做做就行了；现在换教材，我们还得把教材看一遍。”我听了很吃惊，作为一个地区的教研员，他竟然连教科书也不愿看一遍，那他平时是怎样“指导教学”的呢？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位特级教师竟然不知道什么是“课程标准”，信口说了一通，闹出大笑话。当然，也有人对我的奇怪感到奇怪，因为很多教师除了高考，其他任何事都不关心，课改要改什么，“课程标准”是什么，他们不感兴趣。

教师多读书，善于独立思考，勤于探索和实践，逐渐有自己的教学风格，这就很好了。但我认为教师还得是个写作者，特别是语文教师，应当把写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在这方面体会比较深。一个熟悉思考与写作过程、有独特体验的教师，他的写作教学会很有办法。近年我在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也由此及彼地联想到中国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的价值有限，但都来自我的思考，也是我的肺腑之言。在《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两本书中，我从实践者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教育观，也写下了对当今教育的忧思。我的确不想给自己的教育生涯留下太多的遗憾，我很在意教育史家的直笔。每想到这些，我更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

人的一生能做成的事太少了，所以我珍惜每一天的工作，珍爱我的这一片土地。

（王栋生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