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的学习支持与介入方式更能影响子女学习效果
促进公平、提高质量，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两大工作方针，也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核心任务。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一项面向全国的大型调查发现，当前学校教育过程的公平和质量状况总体良好。特别是教师教学投入、课堂教学型态、教学人际关系，学生课堂学习品质、学习机会和生存状态等教育过程公平与质量的基础性指标都表现良好，而且在课程领导、课程规划、非学术性学习结果等发展性指标上呈现向好态势，家庭学习支持与介入模式对教育过程公平与质量存在重要影响。
重视课程建设的学校与理想教学过程有正相关关系
调查显示，学校越来越重视课程建设，然而在课程教学中，积极开拓求变的学校仍然不到四成，六成以上的学校处于观望状态。
62%的学校不具备课程改革探索的专业精神，而且相对水平比较低，改革与创新的力度不够；38%的学校处于积极拓展求变的状态，这一类学校在形成课程愿景、发展专业社群、注重引领行为和聚焦课程问题上不仅积极主动，而且有具体作为和进展。
较之过去，大约有一半的学校制定了文本化的学校整体课程规划和校本课程规划。所有调查学校中，43%的学校研制了自己学校的整体课程规划方案，52.8%的学校研制了校本课程规划方案，整体质量优良。
重视课程建设的学校，学生的学习兴趣、学校幸福感、学业成绩均相对较好。如果学校在课程领导行为各维度上的表现越积极，那就更有可能看到学校在课程与教学、教师状态、学校氛围方面出现积极变化，教师工作状态也更为积极。
但多数学校最重视的依然是考试成绩。那些保守而不愿改革的学校，课程与教学、教师状态、学校氛围、学习兴趣、学校幸福感和自我概念等六项指标只达到了平均分数，唯有学生成绩一项高于平均分数。
调查发现，学生成绩好的学校，普遍更不重视学校课程规划。在样本学校中，只有15%的学校学生考试成绩好且课程规划做得也不错，另外85%的学校学生考试成绩好，但没有课程规划方案或方案质量非常不理想。
此外，考试科目超课时现象也很普遍。在考试科目的课时数上，考试主科超过国家规定课时的情况比较严重。
67.92%的学校七年级的国家课程课时数高于标准课时数；90.57%的学校八年级的国家课程课时数高于规定课时数。最严重的是，七年级数学最高周课时数达到14课时，比规定课时高9课时，是规定课时的280%；八年级数学最高周课时数为12课时，高出规定课时7课时，是规定课时的240%。而高于规定课时两倍及以上的学校七年级占22.64%，八年级占20.75%。
互动型教学已成课堂主流，但互动质量有待提高
就课型而言，互动型课堂已成课堂主流，“满堂灌”的课堂只占10%。但值得注意的是，互动型课堂在学生行为发起度上依然有较大改进空间。虽然学生有机会就自己不懂的问题向老师发问，但依然有不少学生表示他们不会自己主动提出问题、表达对某问题的看法和主动请教教师。
此外，不同课型的教学品质受到教师学科价值观念和班级规模的影响。教师学科价值观念水平越高，教学品质越好；班级规模越小，教学品质越好。
调查显示，近六成学生的课堂学习品质良好但随着年级升高而有所降低。七年级的课堂学习品质总体好于八年级的课堂学习品质。以语文学科为例，从七年级到八年级，自主学习的学生下降了7.1%；而被动应付的学生则增加了7.0%。
随着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自主、互动、建构、有效、生动等先进的教育理念已经在多数教师的日常教学行为中逐步体现，学生作为课堂学习的主人翁地位正逐渐显现。但，学生课堂学习品质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改善的重点在于激发和培育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
学生学习投入总体积极但作业形式单一且周末课外补习现象值得重视。有20.8%的初中生在课外上语文辅导班，每周用于辅导班的时间平均约1小时。94.8%的七年级学生和90.4%的八年级学生对语文辅导班有较高程度的投入。有36.6%的初中生在课外上数学辅导班，每周用于上辅导班的时间均超过2小时，在上数学辅导班的学生中，有96.5%的七年级学生和94.5%的八年级学生认为辅导班对其学习有帮助。
也就是说，五个初中学生中，每周课外有两个学生在补2小时数学，有一个学生在补1小时语文。课外补习班的积极投入，虽是自主决定，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学生和家长重视学习投入，但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课堂教学可能低效的一种警示。对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放任型家庭中，孩子的学业成绩与非学术性成就都比较差
我们对于家庭学习支持与介入行为区分出放任型、陪读型、问题干预型和严管型等四种不同类型。统计结果显示，在四种类型中，基本不管孩子学习的放任型家庭占所有家庭的一半以上，高达53.5%。其次是对孩子学习监管少但在遇到孩子不做作业等问题时比较强势的问题干预型家庭占比20.9%；接着是对孩子学习有监管且要求严格的严管型家庭占比17.8%；最后是对孩子学习进行强有力监督和辅导的陪读型家庭，所占比例为7.9%。
四种类型在不同教育水平和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上的分布数据分析显示，拥有专科、本科或研究生等学历的父母倾向于采取陪读型的支持与介入模式，占到50%以上，并且几乎没有家庭采取放任型模式。
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父母更多采取放任型的支持与介入模式；未受过学校教育的父母更多采取问题干预型模式，比例都高达50%以上。
可以说，高中/中专学历是陪读型家庭的重要分界线，学历在此之下的家庭较少存在陪读型模式，学历在此之上的家庭陪读型所占的比例则越来越高。
就不同类型家庭的支持与介入表现而言，陪读型家庭和严管型家庭的总体表现好于放任型家庭和问题干预型家庭的总体表现。
在学术性学习结果方面，陪读型家庭的子女成绩最好，严管型家庭的子女成绩较好，放任型家庭的子女成绩较差，问题干预型家庭的子女成绩最差；在非学术学习结果方面，子女的表现依次是严管型家庭高于陪读型家庭，陪读型家庭高于放任型家庭，放任型家庭高于问题干预型家庭。
家庭学习支持与介入的类型比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更能预测子女学习结果的变异。
总体上，无论是子女的学术成就还是非学术成就的差异在不同学历的家庭上基本呈现一致性的特征，即学生的学习结果不会随家长学历的变化发生大的改变。学生学习结果的差异主要是由家庭支持与介入的不同类型导致的。并且四种类型相比的话，严管型家庭子女的学习结果通常是最好的，其次为陪读型，再次为放任型，最差的是问题干预型。
以学生的学术性科目学业成绩为例，与家长教育水平相比，家庭学习支持与介入类型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在其他非学术性学习结果上，也是如此。
一般情况，家庭学习支持与介入类型与家长教育水平有一致性，但值得重视的是一些例外的表征，这主要体现在最低学历和最高学历的家庭中。
就学业成绩而言，父母是研究生学历的家庭中，陪读型家庭子女的学业成绩要高于严管型家庭的子女的学业成绩。就学习动机而言，在父母“未受过学校教育”的家庭中，严管型家庭子女的学习动机比问题干预型家庭子女的学习动机还要低。就自我效能感而言，在父母是研究生学历的家庭中，问题干预型家庭子女的自我效能感比严管型和陪读型家庭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反而要高。另外一个独特的现象是，在父母是本科学历的家庭中，采取放任型模式的家庭，其子女各方面的学习结果都最差。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